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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的身份焦虑与建构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柴高杰 [字体: ]

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的身份焦虑与建构

  《赛德克·巴莱》是魏德圣导演历时12年,动用2万人筹备拍摄,并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6项大奖的电影。影片把哲学艺术、人性加以融合,提炼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全剧笼罩着一种忧伤的情感,并在决绝的反抗中展现了灵魂的救赎与升华,可以说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大制作的史诗性大片。电影以日据时期台湾“雾社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原住民赛德克族在头目莫那鲁道带领下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故事。电影场面恢弘,内蕴深厚,以全知全能的赛德克族人的视角铺排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局。电影并没有延续主流意识形态中简单歌颂原住民英勇抗日的观点,而是相对客观地呈现出台湾原住民与殖民者在生活、文化、信仰、战斗方式等各个层面的矛盾以及相互影响。一如魏德圣导演所说:“1930年的‘雾社武装反抗事件’可探讨延伸的层面非常广,它不仅是单纯的抗日事件,还有文化冲突、阶级矛盾、传统信仰等,还可延伸出原住民猎者的战斗模式与生活方式。”[1]  的确,电影呈现出的“雾社事件”是多个层面的,并且每个层面都可以厘析出相关联的深刻内蕴,但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信仰,似乎都可以搭接到“身份”问题,因为“身份其实是在文化、国家、种族等范畴内个人、群体、种族用以区分其他主体的标记性特征和定位,它并非一种自然存在,而是一种文化、政治意识形态”[2]。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赛德克族人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才有了电影开头血腥的出草斩人头(出草是台湾少数民族猎人头习俗(猎首)的别称,就是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的行为,才有了因为守护猎场而频频爆发的各番社间的殊死战斗,才有了莫那鲁道忍辱偷生后的血祭祖灵大爆发,也才有了花冈兄弟于太阳旗(日本国旗)与彩虹桥(赛德克民族的精神崇拜物)之间的彷徨与无奈。 
  那么,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对其“身份”焦虑的来源以及原住民的“身份”建构方式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明”与“野蛮”:从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的生存状态说起 
  电影《赛德克·巴莱》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是赛德克族的“野蛮”与日本殖民者“文明”的对比。电影开头那一段原始、血腥、野蛮的“出草”镜头,让人莫名的紧张、恐惧,仿若进入了一个另类的世界。此后随着故事的展开,到了1930年,雾社( 雾社是台湾省著名高山族聚落,位于台湾岛中部南投县山区)出现了现代人曾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事物,诸如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宿舍等,雾社日本警署长官也无不自豪并想当然地认为整个雾社的蕃族都已经被他们文明化了。但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只是一种相对概念,我们很难说日本殖民不是一種野蛮行径,所以,在这种对比里所凸显的是中心与边缘的依据单方意愿的定位。当中心与边缘被人为划分之后,位于中心的权势者就会以自己为蓝本改造其他族群的不同。这中间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从对台湾原住民身份的命名上就可见一斑。 
  对台湾原住民身份的命名,从一开始就被“先进文明”所掌控。最早记录台湾原住民的文献可追溯到三国时期,当时吴国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中称台湾为“夷州”,此后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称谓,大体沿用“从属地名”的表述传统,诸如“山夷”(三国时期)、“流求土人”(隋唐时期)、“岛夷”(元代)、“东番”(明代)。到了清代又尝试制定不同的标准整合台湾原住民,比如根据其汉化程度分为“生番”、“熟番”、“野番”等;依据地理类型分为“高山番”、“平埔番”等;依据身体纹饰分为“黥面番”、“王字番”等。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最初沿用了“番”的称呼,随后为显示其亲民,改“番”为“蕃”,后将原住民统称为“高砂族”。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更名“高砂族”为“高山族”,但行政上却使用“山地同胞”这一充满负面影响的称谓。 几千年来,台湾原住民都是被动地接受外来者强加在身上的种种称谓,命名权成为统治者彰显其权势的重要表征。所以,谈论“身份”,会触及一个命名问题,“命名”又涉及权力,不论是直接强硬的行政权力还是潜移默化的话语权力,“权力”都彰显着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族群的力量。权力或势力的大小,必然会区别出主体和边缘的位置,显然,我们习以为常的“少数民族”这个词汇本身就内蕴着一种较量,暗示了其边缘的存在。 
  台湾的原住民亦是如此。“原住民”算是一个较新的指认,1994年国民党当局迫于台湾原住民要求正名的压力,才勉为其难以“原住民”取代“山地同胞”。但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山地同胞”,一如“夷”、“番”、“高砂族”或“高山族”都是对台湾原住民的统称[3]。究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来的族群并不清楚原住民族群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想当然地以自己为比对,主体认为所有的原住民都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从对一个族群的命名权的争夺中,台湾原住民的地位和位置显而易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排湾族诗人莫那能的诗中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我的兄弟在燥热的厂房里/操作着机器。/在工地,在货运公司/汗流裤底湿。/在海上冒着风浪、被扣押的危险,/抑制思乡的情绪。/我的父老,/在保留地的小米田里,辛勤的耕作。/我的妹妹,/在暗黑的妓院,/正卖去肉体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渴望休息,/渴望梦见幸福和光明。/年幼的弟妹,/在学校里认真识字,/读着被歪曲的历史,/吴凤的故事……”(《燃烧》)[4]抛开莫那能写实的血泪控诉可能涉及到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以莫那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台湾原住民在身体力行地从事身份建构,而诗中“吴凤的故事”则显示出他们重塑族群记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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